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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联与汉语言文学

作者:陵江居士; 来源:未知; 标签:对联与文化 对联历史 对联基础 人气:

    对联的本质特征是对偶,那么追溯对联文体的起源,不得不提及它的源头一对偶修辞。汉语对偶修辞是由汉字作为方块字的特点所决定的。汉字以它悠久的历史、形音义三位一体的表识功能,成为世界上独特的文字体系。只有这种独特的方块字,才能创造出对偶句,进而产生出对联。因为方块字是表义的文字,单音词较多,一个字只有一个音节,即使是复音词,其中的词素也有相当独立性,一般表示一个概念,极易调遣,容易形成对偶。

    对偶作为修辞手段,早就运用于我国的古诗文中。远在上古时期,就有这样诗句:

    断竹,续竹; 飞土,逐肉。
    这是《吴越春秋》中所载的一首《弹歌》,相传为黄帝时所作。被认为是相比而言可信度最高的上古歌谣。此歌二言一句,音节短促,节奏感很强,四句完全对仗。

    《尚书,舜典》
    诗言志, 歌永言。

    《诗经,小雅》
    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; 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

    《易经,乾卦》
    同声相应,同气相求。

    《老子》
    祸兮福所倚,福兮祸所伏。

    《论语述而》
    君子坦荡荡,小人常戚戚。

    楚辞《九歌》
    悲莫悲兮生别离, 乐莫乐兮新相知。

    这些对偶句闳语结构基本相同或近似,音节相等'均衡统―。

    《诗经》开启了四言诗的时代,汉乐府民歌则开启了五言诗的时代。五言诗是在汉乐府推动下形成的,直接导致了汉末五言古诗的大量涌现,特别是有了象《古诗十九首》那样艺术精妙的篇章。《古诗十九首》语言浅近自然,风格平易淡远,艺术成就很高,其中不但大量使用了对偶句,而且出现相当工巧的对仗。
    如《行行重行行》
    胡马依北风,
    越鸟巢南技。

    《迢迢牵牛星》
    迢迢牵牛星,皎皎河汉女。
    纤纤權素手,札札弄机杼。

    魏晋南北朝时期,文学创作1:骈体文兴盛,文学形式十分华丽而内容相对贫乏,作家极力通过骈词丽句来表现自己的文章才华叙事写景、抒情言志都以骈俪为上,有的甚至通篇使用对偶句式。陆机的《文赋》是文学理论长篇,是用诗一样的文字写成的,很讲究对偶和韵。在《文赋》中,陆机明确地提倡音韵的协调,"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"。随后齐梁声律理论大行其道,沈约的《四声谱》为掌握声病的规律奠定了客观的依据。他把诗歌上的病忌规律,系统地分为"八病",即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。其原则是"欲使宫羽相变,低昂互节,若前有浮声,则后须切响;一简之内, 音韵尽殊,两句之中,轻重悉异"。沈约的"八病"理论虽然因为过于琐碎而连他3己也难以遵行,但经过这一番大张旗鼓的提倡之后,当时的"永明体"诗歌由于严格了对仗,注意了声律,已经与唐代五言绝句和律诗十分相近,稍经完善,近体诗也就随后诞生了 。

    对偶修辞技巧在先秦古诗文、汉代诗赋以及汉魏诗歌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,发展到南北朝时期,对偶在技术层面上已非常成熟,对偶已经从自发的时代走进了自觉的时代。刘勰《文心雕龙~丽辞》对对偶从理论上作了总结,他说:"故丽辞之体,凡有四对:言对为易,事对为难;反对为优,正对为劣。言对者,双比空辞者也;事对者,并举人验者也;反对者,理殊趣合者也;正对者,事异义同者也。"也就是说对偶的体例,大概有四种,言对是容易的,事对是困难的,反对是好的,正对是差的。言对是两句并列而不用事例,事对是举出两件人事来做证验,反对是事理相反旨趣相合的,正对是事件不同意义相合的。

    对偶技巧的提高与声律之学的兴起,直接导致了格律诗的产生, 也促进了汉赋向骈赋及律赋的发展。而对偶在律诗和骈文中的广泛应用和进一步的臻于完善,为其由一种修辞方式发展而为独立的对联文体铺平了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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